即使法的规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那么与维护法的权威的极大重要性相比，法院也应当谨慎地维护和承认这样的不足，而不可以用违法的改革来逞部门之强和个人之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贺教授此言发表在2013年7月15日，而在那之后仅5个多月(2013年12月28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关于废止劳教制度的决定。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状况的总体来说显著改善等事实，也可以支持这个论点。
2. 社会主义宪政这个提法的思想基础，是直面党权与民主法治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但承认两者可妥协和共存。[2]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均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版,第383-385页，485-498页，601-604页。这场争论的胜负，较小程度取决于双方掌握的真理和论辩水平，较大程度取决于中共政法改良的力度和实际成效。[2] 在孙中山的宪政思想中，中共1949年前在不同场合表示认同的内容主要有：国民主权;民主和普选;自由，尤其是人身自由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人人平等和各民族平等;地方自治。但是，中国要实行宪政，是应走改良道路还是走革命道路，将是社宪派与泛宪派之间长期论辩的议题。
在这种经济政治背景下，泛宪派提出的主张引人注目。[7]这场争论显然还将继续下去并有所深入。它也不是第二国际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内容。
在强大的政治机器搭建起来之后，为什么不尽情地发挥这个机器的威力呢？ 以官僚控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反过来又强烈刺激了官僚机器的发展。[44] 至于列宁本人后来对官僚主义的无比失望，以至说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45]，那就是后话了。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国家机器对于经济的全面控制，就是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
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社会财产当然是最具有公共意义的财产，但政府管理的政府财产，因为对公众使用的某种控制，就已经具备了某种私的成分，而作为国有企业的财产，公共利益的维度进一步削弱，从而在法律性质上应该归于私人财产（私产）之列。
在审查给耶和华证人教徒在公司城镇商业区的街道上散发传单的非法侵人定罪时，最高法院说：‘物主越是为自己的利益向一般公众开放自己的财产供大家使用，物主本人的权利就越要因保护使用人的利益和宪法权利而受到限制。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背景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绝大多数个人只能拥有不具社会性意义的消费资料，国家这时就再无权向私人征税，所以，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不规定公民纳税义务是正确的，而八二宪法规定公民纳税义务，是对五四宪法的一种错误的模仿。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小生产者所有制并不悲观。[2]参见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4～18页。
按照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辩证法，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历史替代，就不能是任何一种私有制，而必须是一种彻底废除私有制的财产制度，也即共产主义的财产制度。[40]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社会领域的主要内容就是私有财产，宪法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已经是势所必然。[47][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小资产者或者小农乃至地主阶级的财产并不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即使因为存在剥削因而必须被剥夺，也应该最后交还给具体的被剥削者而不是全社会。[2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家庭7承包制、农村中的合作经济与城市中的合作经济这三种所谓的集体所有制形态，都应该加以改造。彻底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出路，仍然在于政治和经济（社会）的分开，也即经济领域的归于经济领域（私领域），公共领域的归于公共领域。
[33]恩格斯：1891年‘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就需要用恐怖手段进行清洗：就地审判，立即枪决。[45]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4页。更具体地说，私人资本所控制的资本主义不可能不与党所控制的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冲突，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只是对马克思理论如何适用于落后国家的一厢情愿的解释。（一）马克思：确定的公有财产和模糊的公有财产权人 对于作为私有财产权替代的公有财产制度，以及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马克思的叙述却非常模糊。但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又是以公社为基础的地方自治模式或联邦制模式。
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有在知识产权的法律确定之后，才有事实上的知识产权关系。经济学中的土地，乃是指所有不能再生产的要素，如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
但认肯宪法上的公共财产权，并不等于说公共财产权的地位和功能可以与私人财产权相提并论：全权政府意味着公共财产权比私人财产权更有支配性，而以个人主义为内核的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私人财产权比公共财产权更具支配性。由此，国家一般不应该允许地方团体操办营利性企业，除非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如为扶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才有地方团体开办企业的合理空间。
《联邦党人文集》对代议制的辩护，清楚地显示无论多么民主的代议制（representative，即代表制），其核心都在于代表的统治而非人民的自我统治，都是人对人的统治方式而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1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最典型意义的国家就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但却与市民社会保持距离的资产阶级政治国家或曰宪政国家，这其中国家建立在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人—的基础之上，也即建立在抽象的人权原则的基础之上，至于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则被推人市民社会领域，受真实的逐利动机、也即追逐财产的动机的控制。
所谓财政财产，又称收入财产，系政府用来作为财政收入和供给公共开支的、所有的金钱物资及其收益，如国库资金、有价证券、国有山林土地及其他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的财产。大量的商法规范，都是商人们自己试验出的基本规则，最后才上升到国家法的层面。对于我国宪法中公共财产的理解，是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的。马克思的理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揭示了公有财产和个人财产对完整的个人自由的重要性。
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李文实际上是抛弃德国基本法规范去解释基本法。二、马克思主义所要消灭的私有财产权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轨迹，是由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奠定理论基石，经过第二国际[以考茨基（Karl Kautsky）为代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然后发展为俄国的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
按照列宁： 因为官僚王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国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的思想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而获得世界性的意义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列宁的不彻底的国有制，决定了在列宁的经济措施中，没有计划经济的位置。在理论上对于国有企业的组织和决策程序应该适用公法规范的理由在于，与私营企业的管理机构乃是私人（私营企业财产的所有人）的代理人不同，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是一个公法团体（全体国民），其间无法通过所有人的私人意志来控制国有企业管理机构，而只能代表全体国民的法律意志（民主政府）来进行控制。现代社会偏离马克思理想的地方在于，现代社会认为，资源和产品在总体上永远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稀缺，这意味着按需分配—也即将所有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财产都规定为社会财产—不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分配手段，与此同时，提高生产力的主要刺激因素，在于社会成员的逐利动机，所以，私有制或者说私人控制的生产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应该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所要求的不是对国家的更新而是对国家的摧毁，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财产和财产权在字面上本身就是一回事。
财政财产和公共用财产的区别在那里？一般来说，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而又具有稀缺性的财产，应该作为财政财产，而并不进入商品生产环节，或者虽然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商品生产环节，但可以充分供给的自然资源，应该作为公共用财产。以上的德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均见于韦正翔：《〈共产党宣言〉探究—对照中、德、英、法、俄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237页。
这种经济上的市场主义（传统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的自由扩张）和政治上的集中主义（国家的任务不是保护社会，而是吞并和主宰社会）之间，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和谐共存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很多时候会伤害到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42]无论如何，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场域仍然在社会而不在于国家，列宁希望工人阶级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获得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希望工人在社会的领域跟得上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从而最终地实现社会对于国家的主宰。